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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難”新理念的再思考

━━論“執行難”與“難執行”的區別和轉型

作者:刘洪军  发布时间:2015-02-10 17:05:28


    多年來,民事、案件中執行“難”問題嚴重困擾著人民法院,成爲法院工作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給法院造成很大的壓力。隨著我國法制建設步伐的推進,法院的執行案件數量激增,這對原本就已堆積的大量的得不到實際執行的執行案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近年來,全國法院多次就“執行難”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從司法界到法學界,從各級領導到平民百姓,都給予了嚴重的關注和深刻地思考。最高法院于1999年首次開展了曆時一年的全國範圍的“執行年”活動,在此後的十幾年時間裏,在全國範圍內多次開展了關于執行工作的專項活動,如“反規避執行”、“集中清理執行積案”、“涉民生案件集中執行”等活動,各地法院亦紛紛開展了執行會戰、集中執行戰役、清理執行積案和強化委托執行工作,取得了明顯效果。這確實是一件好事。可是,如今社會各界甚至法學界卻都已不自覺地陷入一種怪圈,曲解了“執行難”的實質所在,不能正確把握“執行難”的內涵和外延,把“難執行”等同于“執行難”,將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都納入到“執行難”的範疇,片面誇大了“執行難”的外延,這是極不應該的。

    筆者認爲,在審判實踐中,相當數量的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當事人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甚至還倒貼上一筆訴訟費用,其原因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因素。我們應該看到,這一問題的形成有其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會環境的原因,更有當事人自身的原因。而將“執行案件得不到執行”的問題歸結于“執行難”,歸罪于法院,其觀點是錯誤的。在此,筆者引入了“難執行”的執行新理念。

    首先,“難執行”與“執行難”兩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謂“難執行”,是指由于當事人自身的客觀因素引起的,一些當事人法制觀念淡薄,不履行法律義務,采取軟拖、強頂、躲避,甚至以死相要挾,或者有的被執行人確實無財産可供執行,或被執行人人爲地轉移財産阻撓法院強制執行,或者執行人無力承擔舉證財産所在的舉證不能等引起的案件難以執行的局面,是法院力所不能及的,是法院經過法定的程序以及采取必要的強制執行措施後仍無法解決的。而“執行難”,則是指由于執法環境差、執行立法不夠完善、法院執行力度不夠、執行人員怠于執行、地方行政保護主義幹預司法獨立等非當事人自身因素所引起的案件得不到實際執行的局面,其原因是綜合的,並不僅僅是法院自身原因所造成的,還包括了司法體制問題和執法環境問題等因素所引起的。從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化來講,“難執行”與“執行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當我們將二者所隱含的詞語加上後,就變成了“法院難執行”與“法院的執行工作難”,其區別就顯得明朗化了。前者的側重點在于:“法院,難”,而後者的側重點在于:“執行,難”。衆所周知,各級法院均普遍存在著執行“難”的問題,其中有相當一大部分案件未能得到執行的原由在于被執行人下落不明或無財産可供執行,是法院極盡一切法律手段執行卻因其所無法控制的原因而無法執行。隨著我國日益完善提高的立法水平和執法力度,在明確法律依據和嚴格的執行程序的保障下,執行工作本身並不難,大多數的執行問題歸結于執行不能,進而引發法院“難以執行”的問題。因此,“難執行”與“執行難”是兩個本質截然不同的範疇。

    其次,“難執行”與“執行難”兩者的前因有著明顯的區別

    現如今,對于案件難以得到實際執行的成因,大多學者都習慣性的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即法院外部的原因和法院內部的原因。其實,這裏面隱含著一個令人不易察覺的思維方式問題。那就是,談到法院執行“難”的問題根源的時候,大家都已先入爲主地形成一種思維定勢,首先想到的就是法院,大做特做法院的文章,卻疏忽了當事人這一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當其在探討如何解決執行“難”的問題的時候,其所想到的就是圍繞法院這一圓周將其成因分爲圓周外和圓周內,而不是圍繞著當事人來進行思維的。其實,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錯誤。筆者認爲,不管法院的職責是什麽,其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人民即當事人,圍繞著爲民服務,因此,當執行“難”問題出現的時候,我們都應該從人民那裏首先想起,將其成因分爲“屬于當事人自身所造成的”以及“不屬于當事人自身所造成的”(其中,還可將“不屬于當事人自身所造成的”分解爲“因法院內部自身的原因”和“因法院外部的原因”兩種)兩個方面,而對其區別對待,對症下藥,幫助人民糾正“屬于人民群衆自身所造成的”的問題,加大司法改革力度解決“不屬于人民群衆自身所造成的”的問題。因此,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法院執行“難”的原因分類爲 “難執行” 和“執行難”兩種。

    再次,“難執行”與“執行難”兩者在表現形式上也有著最根本的區別

   “難執行”的主要表現形式在于:①被執行人提前轉移隱匿財産使法院在執行過程中查無所蹤;②被執行人無財産可供執行使法院無從執行;③申請執行人舉證不力使法院無從執行;④執行財産的權屬有待確定致使法院無法迅速執行。其所表現的是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其本質是由于當事人的自身因素造成的,非法院所能改變的。

    而“执行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①立法的缺陷导致执行过程中缺乏实践操作性,给执行人员的依法办案增加了难度;②法院人员编制的限制引起的执行机构力量配备不足;③执行队伍素质不高,个别执行人员犯官僚主义,怠于执行案件;④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受委托执行法院或协助执行法院不配合,不协助,使委托、协助执行案件执行效率降低;⑤裁判文書制作简单,未能对证据进行逐一的认定,亦未对裁判文書的说理部分加以翔实而又明确的表述,导致当事人对裁判文書的公正心存怀疑,对履行裁判文書中所确定的义务持消极态度甚至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难执行”;⑥如个别案件的裁判文書对执行事项的表述模棱两可,不具体,以致案件无法执行;⑦审执分离所引发的难执行。                                                         

    綜上所述,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的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過分地強調“執行難”問題而疏忽“難執行”問題或將問題的根源歸結于法院身上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筆者認爲,隨著我國法制步伐的前進,立法已經越來越完善,司法體制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健全,實體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已經得到了保障,法官的隊伍素質也得到了提高,“執行難”的問題已經緩和,而“難執行”的問題卻日益尖銳。因此,我們應該對“難執行”的問題予以充分關注,跳出以前的圈圈,抹去眼前的錯覺,重新審視一下我國現行遇到的法院執行“難”問題,不要老是在“執行難”的沼澤中徘徊而倍感舉步維艱。

     第一,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轉化推進了“執行難”向“難執行”的轉型的步伐。我國民訴法規定的“證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執行規定》第28條規定的“申請執行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執行人的財産狀況或線索”,以及現在全國各地盛行的訴前訴訟執行風險告知書,都在一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舉證責任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轉移。在執行過程中,當事人負有一定的舉證責任,將當事人因舉證不能而導致案件無法得到實際執行或迅速執行的過錯歸結到法院身上,不加區別地統稱爲“執行難”,而將當事人自身未能履行其舉證義務所引起的權利暫時無法得到實現的後果由法院來承擔,忽略了當事人應對其行爲負有充分估斷到市場交易的風險並將之最小化的責任,助長了當事人消極等待的心理,把法院推向矛盾的焦點所在,這是顯然不符合我國的立法精神和訴訟的發展體制的。

    第二、我國各項司法改革的推進緩和了“執行難”的問題,更凸顯了“難執行”的問題所在。隨著我國法制改革的深化,依法治國的思想已然深入人心,與此同時,依法行政、依法辦案等制度也都已擺到了桌面上來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已隨著我國法院隊伍建設步伐的前進、廉政制度建設的落實、各級法院領導的重視以及爲人民服務意識的增強而顯得弱化了。在此過程中,法官職業道德教育以及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的理論精髓的專項學習教育,法官紛紛投入學習大潮,在職研究生、函授本科、專升本、遠程網絡教育不斷出現。反腐倡廉工作的長抓不懈,嚴肅工作紀律,整頓工作作風以及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有效開展,使得執行隊伍的素質得到了迅速提高,因法院隊伍素質不夠而引起的執行“難”問題迎刃而解,而公正與效率並重,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立法的完善,依法行政的深入等等,都已爲法院的執行工作排除了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完善以及地方保護主義幹預司法獨立的幹擾。而因市場交易的不誠信行爲引起的案件難以執行的現象,則因交易量越來越大宗、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等引起的交易風險的提高,執行債務人難找,執行財産難尋,協助執行人難求,執行財産難動等問題不斷加劇,以致未執行案件大量積壓。“難執行”問題顯得更爲突出了。

    第三、审执分离的诉讼救济体制是“执行难”向“难执行”转型的必然。诉讼手段是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重要救济方式,法院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在这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利用其独有的审判职权平息了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严惩了危害社会的犯罪,把法制精神从个案中灌输到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宣扬了在文明社会中诉讼救济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在现如今“审执分离”的诉讼体制下,审判只是对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法律的明确,但却并不能保证权利的行使必然导致义务的履行。被执行人未能依照裁判文書所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才会导致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因此,“难执行”也就成为必然存在的一个现象,各级法院的执行收案数的逐年不断增加体现了其日益明显。而“执行难”的理念打消了群众依靠诉讼进行救济的积极性,也严重打消了法院的工作积极性。笔者所在的法院就有过这样一个当事人,他说:“你法院既然有能耐判我赢,就当然得把钱给我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我来你法院告什么啊?”,这样一个荒谬的说法,其根源在于我们未将“难执行”的新理念植入群众的思维中,让群众了解我国的诉讼救济体制的实质,而一概强调法院“执行难”,群众会有如此想法那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我國大力推行依法治國的國策要求轉變“執行難”理念。在依法治國進程中,法院成爲了推行依法治國進程中最重要的載體之一。正因此,近幾年來,反司法腐敗鬥爭、廉政隊伍建設皆擺上了重要議事日程,全國法院系統上演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隊伍整頓運動,法官的素質得到了提高,高校畢業生的新鮮血液的融入以及法官隊伍的業余“再充電”給法官隊伍帶來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更帶動了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而過分地強調“執行難”問題而疏忽了“難執行”的問題,卻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動搖了人民群衆對司法機關的信任,有的學者更是將其形容爲“法律白條”,錯誤地引導了人民群衆的輿論導向,把市場交易中的不誠信行爲所引發的矛盾、責任轉嫁到法院身上,造成了法院有怨言、人民群衆也有怨言的“雙虧”局面。這是非常不利于法院自身的建設,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國推進依法治國步伐的“絆腳石”。

    綜上所述,我們應樹立執行新理念,從“執行難”向“難執行”轉型,讓人民群衆更深切地體會到訴訟機制的實質所在,明確自身擔負自已的行爲所存在的風險的意識,增強當事人的自身舉證意識,取得人民群衆對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對法院的執行工作作出合理正確的定位,塑造現代意義上的法院,決不僅限于“做法院的文章”,置法院于風口浪尖,爲法院執行工作開創一番新的局面,讓法院走出困境得到松綁。

           

(內蒙古38858α万发国际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紅山區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  劉洪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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