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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審判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作者:闫丽杰  发布时间:2015-02-10 16:59:07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是一種“合二爲一”的訴訟制度,合“刑事”與“民事”訴訟爲一體,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爲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確立是法治的進步,在訴訟過程中一並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僅有利于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而且有利于保持裁判的統一性與一致性,避免民事與刑事不同審判組織之間裁判結果相矛盾。《刑法修正案八》與新《刑訴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法律規定作了調整與變動,使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更加完善,但是仍有不完美之處,本文將立足于司法實踐,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分析。

    一、近三年我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情況統計

    2010年至2013年我院刑事附帶民事案件情況統計表

年份/罪名/裁判结果 罪名 裁判结果

故意伤害 交通肇事 抢劫 强奸 危险驾驶 非法拘禁 妨害公务 放火 故意杀人 判决 调解 撤诉

2011 33 13 3 2 1 10 1 41

2012 18 10 1 2 2 2 13 22

2013 38 12 3 2 1 1 1 1 11 48

     2011年至2013年,我院共審結附帶民事案件146件,其中,故意傷害附帶民事案件89件,占61.0%,所占比重最高;交通肇事案件35件,占24.0%,比例也很大;搶劫、強奸、故意殺人等22件,占15.0%。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多爲侵犯被害人身體權利、健康權利,對被害人致傷致殘的案件,此類案件多關乎被害人未來生活保障或醫療費用問題,涉及被害人的基本人權,審理此類案件時應慎之又慎,不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也應兼顧被害人的民事賠償,盡力彌補被害人的損失。

    二、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審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把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範圍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刑法修正案(八)》與新《刑訴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相關法律規定進行了修改與完善,但是對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仍然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範圍之內。新《刑訴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並審判,只有爲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後,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該條確立了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以並案審爲原則,以分案審爲例外,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應把刑事及由其引起的民事賠償案件進行合並審理,即使分案審理,也必須由同一審判組織按照刑事附帶民事的相關法律規定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不得再到民事庭另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以前,因精神損害賠償不在刑事賠償範圍之內,爲了使權益得到充分、全面的保護,刑事被害人往往更願意在刑事審判結束以後,拿著生效的刑事判決到民事庭再行提起民事訴訟,有生效的刑事判決文書做證據,在舉證方面對被害人更有利,而且被害人還能獲得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予保護的精神損害賠償。現下,新《刑訴法》規定了刑事與民事並案審的原則,而刑事附帶民事的賠償範圍過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規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爲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新《刑訴法解釋》也明確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之列。這樣一來,被害人本應享有的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民事權利就被剝奪了,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應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兄弟法院判決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害人是一位年逾四十的女子,與丈夫結婚多年,一直未能孕育子女,直至交通事故發生前才成功地懷上了孩子,可惜一起事故致其流産,以後懷孕更加困難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刑事附帶民事只判決被告人承擔被害人的醫療費等物質損失顯然不能彌補被害人的精神創傷,有失公正。

被害人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爲而遭受的間接經濟損失賠償方面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刑事附帶民事的賠償範圍限于直接的物質損失,而被害人因犯罪行爲而遭受的預期利益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則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保護範圍之內,有的犯罪行爲發生後,被害人可能沒有遭受直接物質損失,而間接經濟損失卻很大,比如我院近期審理的一樁盜竊案,三名被害人爲種植大棚地農民,被告人盜取了三明被害人的大棚卷簾機,盜竊財物價值總計3240元,大棚卷簾機的丟失使被害人大棚內的農作物大量減産,這種情況下,被害人的間接利益損失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過程中無法得到保護,被害人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二)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的損失均應負民事賠償責任,如果共同犯罪的嫌疑人有人先到案,有人在逃,此時不應將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列爲共同被告人,因附帶民事案件的判決應以刑事案件事實爲基礎,而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刑事犯罪事實尚處于偵查階段,刑事部分沒有定論,被告人不到案,未經審理、不聽取被告人辯解,不能當然認定在逃犯罪嫌疑人的行爲構成犯罪,亦不能認定其對被害人的損失負民事賠償責任。但是如果不將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列爲被告人,判令到案的被告人獨自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則對到案的被告人顯失公平。另外,對于共同犯罪的民事賠償問題,法院在判決時通常不爲共同犯罪人劃分民事賠償份額,只大而化之地判定各個共同犯罪被告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種做法損害了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對等性。在共同犯罪中,多名被告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所發揮的作用往往是大小不一的,有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是主犯,起的作用較大,有的則是從犯,起的作用較小,此時讓主犯與從犯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不利于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相統一,不符合法律的內在邏輯性。

    (三)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有的被告人有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意願,但是判決書作出前暫時確實沒有賠償的經濟能力,這種情況下,如果被告人的親屬承諾審判結束後,在一定期限內代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這種承諾能否作爲對被告人酌定從輕處罰的依據。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如果可以作爲酌定從輕處罰的依據,被告人親屬很可能以一個空白承諾騙取對被告人的從輕處罰,而最終拒絕履行賠償被害人的承諾;如果不能作爲從輕處罰的考量因素,則會致使被告人親屬消極對待賠償承諾,打擊被告人親屬履行承諾的積極性,最終亦導致被害人無法得到相應的賠償。審判實踐中,普遍的做法是不把被告人親屬的承諾作爲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的依據,如此一來,被告人親屬的承諾就失去了意義。刑事審判中,審判人員不應只關注刑事犯罪問題,也應同樣關注民事賠償問題,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努力讓被害人的損失降至最低,這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也是司法精神的內在要求。應制定相應的制度增進被告人親屬履行賠償承諾的積極性,促進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得到有效救濟。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體現了我國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要求刑罰的輕重必須與犯罪行爲本身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堅持以客觀行爲對社會關系的侵害性大小作爲量刑的尺度,犯罪行爲給被害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大小是衡量犯罪行爲社會危害性大小的一個標准。行爲人的行爲給被害人造成了經濟損失,如果行爲人能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彌補犯罪所帶來的消極後果,對于此類被告人,雖然從犯罪行爲來看,其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很大,但是從犯罪結果來看,不管被告人是出于真誠的悔罪心理還是出于以民事賠償獲得從輕處罰的目的,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行爲已經降低犯罪行爲的社會危害性,應從輕處罰。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民事賠償産生的從輕處罰的量刑標准不統一。因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是酌定從輕處罰情節,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較大,不同的法官可能對民事賠償所帶來的從輕處罰幅度有不同的認識。應制定民事賠償與量刑從輕的平衡規則,正確處理民事賠償與量刑從輕的關系,保障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五)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是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一個考量情節,有意願又有能力賠償的被告人及其親屬,爲了爭取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機會,基本都會在法院判決作出前,通過法院調解或自行和解完成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如果最後需要法院通過判決的方式確定被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的話,那麽,這個賠償判項基本會不可避免的淪爲“一紙空文”,當然,保險公司等企業單位或者不構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作爲共同被告人的情形除外。其實法官在作出判決時已經預料到判決的民事賠償部分會成爲“空判”,但是基于附帶民事原告人的訴訟請求和經審理查明的事實必須依法作出判決結果。然而,有的附帶民事原告人無法獲得賠償時卻遷怒于法官、法院,引起當事人纏訴、上訪等事件,影響極其惡劣。對于因刑事犯罪遭受生活、醫療困境而又無法從被告人處獲得民事賠償的被害人,應怎樣對其進行救助與補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解決問題的措施分析

    (一)新《刑訴法》規定了刑事與民事並案審理的原則後,被害人不得再向民事庭單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附帶民事部分皆按照刑事訴訟的相關規定進行審理,而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部分的賠償範圍僅限于因犯罪行爲而産生的直接經濟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和間接經濟損失,賠償範圍明顯窄于普通的民事訴訟。雖然我們稱“刑事與民事並案審理”爲“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但是這裏的“附帶”是指民事賠償部分以刑事事實爲基礎,而不是指民事附屬于刑事,二者應處于同等地位,不應因刑事與民事合並審理而忽視普通的民事賠償原則與標准,不能因此“克扣”被害人的民事權利。有一種觀點認爲,對被告人的刑事處罰已經達到了懲罰被告人、安慰被害人的目的,如果再讓被告人在直接經濟損失之外賠償被害人的精神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則是對被告人在民事上的“加重”賠償,嚴厲的刑事責任已經是對被告人莫大的懲罰了。筆者認爲,懲罰犯罪是根據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程度、犯罪行爲本身和犯罪危害結果來判處刑罰,而對被害人的賠償只是被告人挽救犯罪行爲的表現,是從輕處罰的因素,精神損害賠償和間接經濟損失也是一種賠償,並不會因此而對被告人不公平。相反,如果賠償範圍過窄,反而壓縮了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即使對被告人的刑事處罰是對被害人的精神安慰,有時這種方式並不足以安慰被害人的精神創傷,需要輔以相應的精神撫慰金。有的案件是根據犯罪行爲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確定被告人的刑罰(如數額犯),並沒有把被害人的間接經濟損失作爲判處刑罰的依據,如果在民事訴訟部分也不承認間接經濟損失,被害人這部分間接損失的權利將得不到任何救濟,大大損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總之,既然已經確立了刑事附帶民事合並審理的原則,對于民事部分就應按照民事的全民賠償原則進行審理,不應把附帶民事與普通民事割裂開來,不應讓附帶民事特殊化,應該在立法層面上把精神損害賠償與簡介經濟損失列入附帶民事賠償範圍,保持法制的統一性與一致性。

    (二) 在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在逃,追究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不能啓動,被害人獲得民事賠償的權利即無法得到救濟,而如果判決在逃犯罪嫌疑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或者爲其留有賠償份額的做法又涉嫌對在逃犯罪嫌疑人進行有罪推定、未審先判,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確定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就要強調公權先于私權,先處理先到案的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民事部分押後審理,告知被害人等待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歸案後再行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保護被害人利益方面,實行民事責任與民事侵權行爲相分離的原則來處理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另外,在確定共同犯罪被告人刑事附帶民事的賠償責任時,不應簡單判令多名被告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應根據被告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所起的原因力大小劃定賠償份額,保障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相一致。爲了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如果有的被告人確實沒有能力承擔自己份額內的賠償責任,再由其他被告人連帶承擔。

    (三)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對于有的被告人有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意願,但是判決書作出前確實沒有賠償的經濟能力,而被告人的親屬承諾審判結束後,在一定期限內代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情況,爲了提高被告人親屬履行承諾的積極性,保障被害人的民事獲賠權利,同時又能保障被告人切實因爲進行了民事賠償而獲得從輕處罰的機會,可以把被告人親屬履行賠償承諾作爲被告人刑罰執行後可以減刑的條件。我國刑法對于減刑的條件有明確的規定,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現之一的,應當減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的;(二)檢舉監獄內外重大犯罪活動,經查證屬實的;(三)有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的;(四)在日常生産、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禦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六)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以上減刑的條件主要分爲兩類,即確有悔改表現或有立功表現的,而確有悔改表現和一般立功屬于可以減刑的範疇,重大立功則屬于應當減刑的範疇。被告人親屬在判後履行賠償承諾應列爲可以減刑的條件,以此鼓勵被告人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降低危害後果。其實,把被告人親屬履行賠償承諾作爲可以減刑的條件是一把“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從輕處罰條件後置的行爲,由審判階段後置至被告人刑罰的執行階段。

    (四)民事賠償作爲量刑情節考慮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弊端,由于不同被告人之間的經濟實力迥異,有能力進行民事賠償的被告人可以從輕處罰,無能力進行民事賠償的被告人則失去了相同的從輕處罰機會,極易陷入“以錢買刑”的尴尬境地,導致刑罰上也出現貧富有別的現象,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爲此,在實踐操作中,民事賠償的酌定從輕處罰情節應遵循一定的原則,不應毫無限制。首先,應根據賠償金額的大小確定量刑幅度,一般來說,全部賠償、大部分賠償、少部分賠償與相應的從輕幅度是成正比的,賠償越多,被害人損失越小,從輕幅度越大。在共同犯罪中,要根據共同犯罪人的賠償份額、賠償數額、犯罪情節等綜合認定量刑情節。其次,對于重刑犯,賠償數額對量刑的影響應相對較小,因爲重刑犯的主觀惡性極大,不但侵犯了被害人的權利,也對社會秩序進行了公然的踐踏,社會危害性嚴重,不能讓民事賠償的事後補救措施過度影響量刑,被告人受到與其犯罪行爲相適應的嚴厲法律制裁,以彰顯刑法保障人權、維護社會穩定的威懾作用。對于主觀惡性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爲,則可以通過民事賠償獲得較大幅度的從輕處罰。這正體現了刑法“懲罰犯罪“與”教育挽救”的功能。

    (五)在司法實踐中,很多急需獲得民事賠償的生活困難或醫療困難的被害人遭遇民事“空判”現象,無法及時獲得民事賠償,影響了被害人的正常生活及傷病的及時治療。人權保障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人爲本”也是刑事司法理念之一,當被告人無賠償能力時,對于被害人面臨的困境,國家及社會救助團體不應袖手旁觀,而是應該代替被告人對被害人進行救助,保障被害人的基本權利,這是一個法治國家、一個人民主權國家應盡的保護人民的義務。2009年八部委聯合出台了《中央政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但是,迄今爲止,由于救助資金嚴重短缺,救助資金來源不足,該《意見》一直流于形式。刑事被害人的救助關乎國家的基本人權保障,是社會正義的底線問題,應予以高度重視。國家應從制度層面積極籌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重點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如果只通過財政撥款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資金來源單一,而且會給地方財政造成壓力,不利于真正落實好救助制度。應廣泛拓展救助資金來源,通過財政撥款、社會捐款等方式,集社會各界力量籌備救助資金,保證救助資金的充足性。對于救助部門,公、檢、法、司、政法委、民政部門、社會保障部門等多個部門分工協作,職能明確、責任明確,互相聯動,必將促進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開展。 

                         (紅山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闫麗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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